• 2007-11-12

    Clay Bennett的漫画 - [是以为记]

    在《智识IdeoBook》那里看到的Clay Bennett的名字以及几幅他的漫画,就顺便点到他的网站看了半天,超级好玩儿,嘿嘿。这是从那里搞来的几幅漫画。


    这一副就不必多说了,功夫网尽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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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不用解释了,Made \n )HINA 的东西质量差,已经深深凝固在了地球人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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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马迪内贾德拿着演讲稿,说“伊朗的铀浓缩计划本质上都是和平的”。这哥们儿演得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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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内初选的三位最大的候选人,Barrack Obama, John Edwards 和 Hillary Clinton。金钱往往决定着在选民面前发声的强度,也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最后选举的结果(呵呵,金钱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言论自由)。

    Clay Bennett 的简历,这兄台经历还是很丰富的。1994年被解聘之后三年无所事事,后来才又去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画漫画。呵呵,有意思。 

    另见鹤的唯一指定官方 dotcom 网站(若打不开此连接,请向祖国问声好~):http://cranewang.com/index.php/248.html

  • 2007-11-11

    浅评《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 - [是以为记]

    这本书是作者10多年来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章的一个集子,其主题大体都是与中国社会形态或在传统文化中公共意识如何生长相关的,不过书里的内容多少还是有些凌乱。由于“社会”和“公共”的概念都是近代从西方起源的,这种追溯的视角回过头去审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形态,或许会显得有些乱,但应该能从中看到社会发展的一些脉络。

    “公德”或“公德心”基本上是1920世纪之交,日本人从西方引入的概念。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曾经举国上下以西方列强的社会文化价值批判和重塑了日本本土的生活习惯,革除了许多以西方标准看来粗陋的习俗。不过当时日本的公德运动在作者看来,相较于西方(英美式的)个人主义、消极的自由为基础的“公共”概念而言又有所不同,当时的日本通常把对于国家的忠诚和义务也在一定程度上归于公德的范围之中。当时日本有学者把公德分为积极地和消极的二部分,亦即不伤害他人或公众利益和主动协助他人并创造公众利益(而作者有在讨论台湾/华人社会的公共意识时再次涉及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公共行为的区分)。

    日本和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公德观念都是自西方引进,而日本社会的公共意识经过明治时代焕然一新。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社会的公共意识并非社会的自然演进,而是由许多官方背景在。然而同样的,经过近代以及现代的诸多波折以及许多年的发展,华人社会的公德/公共意识仍不可与日本同日而语,在作者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推动公德最主要的动力就是文明开化革除陋习本身;而中国虽然并不缺乏对公德的呼唤和思考,但是始终不及日本“文明开化”的力度,恐怕是因为中国文化改造的努力大都直接与救亡图存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政治目的挂钩,而非针对公德心本身吧,于是公德的观念成了一个孤零零的词语而已。(《日本近代思潮与教育中的社会伦理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的“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中》,作者从文本的角度探究了历史上“公”的五种不同的概念。但是,ummm恕我愚钝,这五种概念中细小的区分倒没有全部看出来,这里只是简要说以下我自己的粗浅理解而已。第一个概念的公,是指政府和政府事务,而与其相对的私就是指民间和个人。而公有可以分别指“普遍”和“全体”(第二种概念),乃至普世的、善的等世界的根本原理(第三种概念),是普遍全体的衍生。进而公有又具有了真理、正确的涵义。于是与之相对的私,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被贬抑的概念。而“公”字的第一层意义,政府和政府事务相信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中一定都有感受,似乎带着公字的词语往往在暗示这是政府的权力,而与“私”也就是个人的生活/利益是相矛盾的。而既然“公”同时还具有“真理”、“正确”的涵义,这同时又暗示了政府超越个人的正确性和优越性。而作者在书中也说,“中国的‘公’最稳定的一个内涵就是官家、政府。…不少现代中国人还习惯地认为,公共事务完全是政府的责任。”而中国历史上公与私的关系“大部分的重点在以公灭私。”而这种扬公抑私的思维方式的一个结果,是民国后的许多政治精英所组建的政党组织都强调在夺取全国政权的过程中政党作为一个整体的“公”的价值,强调个人(党员乃至全体国民)须为集体献身。国民党曾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集体心态,而***的全体主义色彩更为浓厚,号召党员“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然而在私被贬抑的同时,也导致一些后果,普遍的麻木不仁的心理可能就是由此而出。由于不能对公共事务产生切身的利害相关的感觉,所以对于自己有关的事物也会显得淡漠。同时就像上一段说的,由于在提倡公的概念时赋予了太多政治忠诚的意义,反而偏离了公德二字在人与人之间的意义。

    书中另一篇十分值得一读的是《“内圣外王”观念的原始纠结与儒家政治思想德根本疑难》。儒在中国文化以及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而儒家的中心思想,据作者所言,是“内圣外王”四个字,另一句被奉为经典的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那就是在个人品格与治理国家之间挂上必然的联系。儒家假定的场景是,如果有贤人待人以仁、品格高尚,而这样的贤人实在品格完美,他一定会依靠他的道德感化力量掌握政权,从而以他仁者爱人之心达到政治的理想状态。然而对于以往中国朝代更替的历史的解释恐怕应该是品格并不高尚的流寇和叛匪(或许他心中确实有齐天下的理想,但可能更多的是万人之上野心),通过不择手段的倾轧(篡权)和战争(起义)最终登上帝位。他们远远不是儒家的圣人,却各个都捧着儒家的经典,反过来证明我之所以登上帝位,肯定是因为我受之于天命、是圣人。而当政者之所以在登基之后捧着孔孟之道训导百姓的另一个原因,如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乃是因为儒家强调个人修养,而所有人都误以为个人修养是上天决定人在世间阶层、地位的标杆,满手鲜血的皇帝作为“道德上的完人”代表天意统治(乃至草菅)万民的正当性也被自然而然地确定了(参考“八荣八耻”)。而中国古代历代的知识分子起初因为相信内圣外王四个字而介入政治,可是当他们真的企图通过自身的道德力量改造世界的时候却在法家式的统治中纷纷挫败,于是有了陶渊明的归隐山林、于是有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消极避世。

    书中各篇其他文章也都有各自的有趣之处。《立法之道》讲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思想中法律和人性观以及社会形态的关系;《近世中国心灵中的社会观》中通过家训、童蒙书、善书探究中国古代的社会形态,提出中国古代在国家机器和宗族势力之外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的形态其实是很稀疏的,“疏离的”乃至互不信任的社会观是很普遍的;《儿童与公共秩序》讲到台湾小朋友和西方小朋友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指出西方小朋友会更清晰地意识到公共场合与私人空间的差异,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公共空间在华人社会的不完善。其他文章的观点也颇值得一看,而鹤的这一篇评论多为自己的看法,可能对作者原意理解不深或断章取义,实在建议大家都读一下这本书。

    另见:藏在语言里 墙外版本 http://cranewang.com/index.php/247.html